得势骄狂与公司政治——四通是怎么完蛋的

说起来好像很容易,但具体操作上还是很困难,这再次体现出段永基极高的情商和办事能力。

作为四通的顶级大牛,王辑志几乎没从公司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,那些做销售管理的却靠他的产品发了大财,由此可见当时的四通是多么不尊重科技人才。四通因此而快速衰落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四通人奋斗多年积累的集体财产,你们几个人就这样瓜分了,结果你们还嫌少,你们可曾考虑过七人之外,同样创造了四通财富的大多数员工的利益和感受?

今天是5月2日,是大家的放假时间,开了12个多小时的会议,仍然没有结果。今天讨论的问题,有哪个是我们下面的人造成的?没有一个。讨论了这么长时间,有一点是明确的: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你老段和个别人造成的,你们决定这些问题时跟大家商量过吗?没有过。现在出事了,会议上你们却没有人做一句的检讨,主动承担半点责任。你们造成的问题,却要我们帮助解决。今天大家正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参加会议的,不管说得对与错,你都应该虚心听取。可是,开到最后,你却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申斥一遍。难道你做错的事反而成了我们的责任了吗?”

在座的人都呆了!这TM是不想干了吧?

总裁一贯英明,威望很高。但是从1988年开始,他犯了几个严重错误。

本文说的是这个四通,而不是2015年上市的广东“四通股份”,也不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其他四通。

前文说了,沈国钧也是七位创始人之一,董事会成员,资历是够的。他当董事长和总裁,也反映出政府愿意稳定四通、继续把四通办好的良好愿望。

1993年3月23日,在公司内部写给总裁委员会和财务部经理储忠的一份备忘录上,第一句话就是:

李玉琢的想法很有代表性:

而且在上市过程中,段永基和其他董事的股份很多,市值都在千万元以上,因此他们都捞到了极大的好处。年薪前文也说过,在百万左右,这在1993年的中国,是惊人的数字。

四、有一个高利润的拳头产品。

当然如此。李玉琢在会议之后立刻开始了找工作,并在半个月后去了华为。

但是,股权只在七大长老中分割,没其他人什么事。

例如,1995年,一个学金融的人承包了四通在武汉的一个证券营业部,私刻公章,在国债市场上盈利两个多亿,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东窗事发后,四通必须偿还这些不法盈利,但四通还不敢处理这个私刻公章的人,还得好吃好喝供着他,希望他能讲清楚这两个多亿去哪儿了。

但是事后,段永基居然有惊无险,继续当总裁!而且不久之后又成了董事长,实现了真正的大权独揽!

由此可见,当时四通打字机是多么强悍。

二、选对了进口产品。

1、股权“良性分割”,让四通内部产生了裂痕。

但是此后,再没人发言讨不自在。

现在,老四通早就不存在了。根据“天眼查”,段永基入股或控制的企业大部分都已注销。现在他担任法人和股东的各只剩下一家公司。他担任法人的公司是“北京四通新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”,注册资金200万。担任股东的是“四通电信有限公司”,法人居然是沈国钧。但在网上查,这两家公司都没有任何新闻,可见基本上是个壳子。

当然,他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。开发区委员会明言支持段永基,不希望四通陷入混乱。这至少说明,段永基当总裁后一如既往,很注意和上级保持良好关系。

道理也很简单,作为创始人之一的总裁,能力让大家服气,也有最高的威望。现在总裁没了,剩下的几个董事谁服谁啊?

所以一个人的成功,有多种因素。他们都很聪明勤奋,但也离不开机遇。

实际上,当段永基提出“第二次创业”、“与巨人同行”等貌似振奋人心的口号并决定大干快上时,就遭到一些内部人的反对。四通确实需要研发,但不是像段永基这样四面出击,但是他不听!

现在很多人估计早就不知道王辑志是谁了,但在80和90年代,王辑志是IT界的大牛之一,绝对的技术大腕。他1979年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技术,1983年在冶金部自动化所工作。当时的软件都是英文,王辑志萌发了开发中文软硬件和字库的想法,并获得了成功。成功之后就想出来办公司,或者获得别人的资助,可惜都没有成功。

回顾四通,首任总裁有理想有能力,让大家团结一心,在时运下取得了巨大成就。但是当公司有实力之后,私欲开始在公司内部泛滥。但公司仍然能基本上团结一心,经营形势也不错。

1985年,王辑志又开始领导四通开发自有品牌的打字机(打印机),1986年5月16日,四通MS-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正式推出,获得巨大成功。王辑志再接再厉,1987年5月16日又推出MS-2401。这是一款成熟产品,后来成了四通的摇钱树。三井的评价是:

如果公司能与时俱进,及时做好研发、管理和营销,前途肯定是光明的。

这导致公司政治的迅速抬头,四通开始遇到巨大问题。

四通赚钱到什么地步呢?

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,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。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,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,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,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560元,列在全公司第19名。

王辑志不愿意当官。1986年四通在确定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时,曾经考虑过王辑志。但是王辑志说他只善于技术,不善于当头,更不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,于是推荐了段永基。后来合资公司做得不错,成了四通的摇钱树,这为段永基在四通捞取了不少资本。考虑到后来在四通没有拿到任何股份,加上工资始终都不高,王辑志在回忆录中写道:

但是如果把打字/印机做好也行啊,可他们又不尊重以王辑志为首的人才,给的待遇极低。这让四通的顶级技术人才,逐渐外流。

四通第二代领导人,就这样产生了。

王辑志由于是四通的总工程师,从此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。

没有。

所谓“公司政治”,就是公司内部的争权夺利,尔虞我诈。当管理者们不用担心公司的生存问题时,公司政治会很激烈。

气氛很恶劣,内斗很严重。但大家能一起开会,声色俱厉地谈问题,说明当时的四通还是很民主的。这是总裁时代留下来的民主集中制。

让四通人保留30%的股份,在当时已经是极为大胆的做法。但是四通高层不满意,因为在四通的七位董事看来,四通仅仅在创业时借过四季青公社两万元,而且一年后就归还了,所以四通完全是四通人自己做起来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凭什么把70%的股份给国家呢?要说享受国家政策,那也不是四通一家,大家都享受,现在四通做得最好,就要拿出大部分股份给国家?

我尽量言简意赅,忽略掉细节,先说说四通是怎么雄起的。

当时正是1984年,正在他苦闷之时,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口碰到了老朋友王安时和沈国钧。三人聊起近况,王安时说你来加盟我们要成立的四通吧。四通成立后,总裁见了王辑志,立即决定录用。不久王辑志成为四通的总工程师,负责打字机的汉化工作。

或许在他看来,几位前任、四通的全体员工,用多年为公司积累起来的雄厚财力,就是让他花的。在为四通继续扬名的同时,顺便也给自己大大地扬名。但也可能是有了貌似雄厚的实力之后,一般人都很难经得起宏伟蓝图的诱惑,那么多钱不花白不花,总得大手笔表演一番。

除了总裁的问题,四通第二个严重隐患是:在80年代末,四通内部已经有了“山头”。各个山头都在拼命发展自己的势力,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。

关上门,总裁的意见是:咱们“良性分割”,每个董事7%的股份,这样七七49%,另外51%暂时留作四通其他干部员工的股份,这51%不能分,暂时由总裁代持。

现在的人很可能不知道四通公司,因为四通早就倒闭了。但是,四通(stone)却是我国80年代中后期、90年代中前期最牛的几家民营企业之一,比联想、长城、同创牛多了,更比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华为牛得多。

现在在网上找这个公司的发展史,已经几乎没有了。原因当然是因为它早已倒闭。它轰轰烈烈了十几年,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,实在是令人唏嘘。

但在如此惊人薪水的情况下,年营收10亿的四通,一年的净利润仍有3亿左右。

有更多数字为证。四通创办第一年,就实现销售收入900万元,1986年突破1亿,1988年10亿,1990年13亿,1997年将近66亿。所以,1986年以及未来十年的四通,就是中国民企和信息产业的一面旗帜。

先说一句,本文所说的“四通”,是1984年5月北京的几名科技人员借款2万元(另一说是5万)成立的四通,1986年他们又成立了“北京四通集团公司”,总裁万润南,注册资金一亿元,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。当时的联想,一年的营收能有几十万就不错了,柳传志在1987年还在为获得300万元的贷款而头疼,由此可见当时的四通已经多强。

他可能不知道,否则早就注重研发和管理了。他一直沉浸在四通表面的强大和他自己幻想的蓝图中。但也可能,他就是把四通当成为自己捞取名声和财富的工具。

1988年,四通开始了产权改革之路,说白了就是搞当时还很先进的股份制。为此,四通请来了吴敬琏、周小川、楼继伟等一帮专家。专家的意见是:四通人拿30%的股份,其余70%给国家,比如给国企或国家事业单位。

老郑你是农民意识,你有什么权力指责我?我是总裁,对外投资我有权力决定。我也是研究生毕业,你凭什么贬低我的智商?

2004年,四通控股花费12亿元买下脑白金,史玉柱出任四通控股的CEO。段永基彻底把四通控股的前途,压在了史玉柱身上。

不过,公司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糟,段永基也是着急的。他的继续胡乱投资只做对了一件事,就是在1993年投资了北大天才程序员王志东,成立了四通利方,这是后来新浪网的前身,四通靠这个赚了一笔钱。

段永基

回到90年代中期,面对日益危急的经营形势,1995年5月2日,段永基临时召开总裁办公会议,地点在四通自建的北京海南饭店。

事后想想,段永基在1991年成为四通总裁之后,仍然不给王辑志足够高的待遇,很可能是老段在为自己擦了那么长时间的皮鞋而“报仇”。而王辑志,也在一年后的“倒段事件”失败后(后面讲),彻底绝望而辞职了。

这里好好说说段永基。他1965年上的清华本科,那时正是文革,能学到多少东西不好说。后来当中学老师,改革开放后又读了北航硕士,接着进了航空航天部。

说到这里,李玉琢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道: 

首先出问题的,当然是总裁。

总裁也善于管理,目光敏锐,心胸很大,提倡“主人翁精神”。也就是说,公司是大家的,别分什么你我。谁能干,谁敢干,就给谁一摊业务,充分发挥各人的主观能动性,干起来再说。这让四通最初几年轰轰烈烈。

1993年,段永基还有一件喜事,就是受政府委托,担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举个例子,某人是四通副总裁,拿着四通的投资创办子公司。四通遇到麻烦后,他宣布脱离四通,子公司成他自己的了。这种人当时有好几个,处于麻烦中的四通,根本管不过来。当然,如果四通认为子公司很有价值,也会去抢,由此出现了很多扯皮事。

他的地位之建立,还得益于另一个他培养的大牛。1986年在开发MS-2401时,公司引进了一个刚从国企辞职的年轻人:求伯君。求伯君在王辑志手下不仅学到了汉字技术,而且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港商张旋龙。1988年,自感羽翼丰满的求伯君从四通辞职,加盟张旋龙的香港金山公司开发出WPS,风行80年代末和90年代,他也成了一代中国程序员的偶像。再后来,雷军又跟着求伯君干,成为IT界的大牛之一。

2009年10月21日,四通控股退市。

段永基还是很聪明的,那就是四通在香港上市。这是他在1992年就开始大力推进的计划,也将是他在四通的业绩之一。只要能上市,对于提高四通的财力和他本人的威望,都大有好处。

但是,段永基最厉害的是他的情商或政治智慧。他极善于搞关系,善于左右逢源和公司政治。不管是和下属、同僚还是上司,他都处得很好。

这话说的,怎么让人觉得是小孩在吵架啊。

会议开了十几个小时,大概所有人都疲乏了,情绪日益失控吧。就在快散会时,四通副总裁李玉琢终于忍无可忍,他下定决心,站起来大声对段永基说:

例如在1988年春节,他让司机买了25袋水果,亲自一家一家给索泰克的干部们送去,此举赢得了人心。他还经常和其他高管一起吃家常饭,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很有亲和力。

事后,四通少了将近一半高管,王安时、王辑志、张齐春、孙强辞职。留出来的空位,正好给段永基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因此“倒段事件”后,段永基在四通的地位,反而更稳固了。

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在兴高采烈,但公司的状况正在快速恶化,董事和高管们都一清二楚:这样下去,四通马上就不行了!于是在1992年6月,七个董事联名要把段永基“打倒”!

把公司经营得一团糟,但是自己的名声和身价却与日俱增,在公司内的地位也日益稳固,让人不服不行啊。

IT产品更新换代很快,但是四通的历任总裁都不够重视产品研发,更没前瞻性。他们手握当时全国第一的中文技术,却没有考虑进军计算机领域,也没有想过在软硬件和网络方面有更多作为。这些都有人建议,但他们却不去做,就抱着打字机(打印机)不放了。打字机的滚滚利润,让他们沉浸在享受和权力斗争之中。

不过,这件事当时没搞成,因为80年代末的事情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,当段永基成为四通老大后,立刻开始了高歌猛进。

他后来写回忆录时为此大发牢骚:

2、总裁越界了,群龙无首。

为了行文方便,我还是把“四通集团公司”简称为四通。

四通的顶级管理者,也就是以总裁为首的几名创业者,年薪都在几万,后来是几十万,到了1993年四通在香港上市前,一把手的年薪已接近二百万。90年代初四通的中层管理者,月薪也接近万元。四通挖人根本不在乎钱,都是翻两到三倍的薪水。笔者那时刚大学毕业,一个月的工资才200元左右,你们就知道他们的收入是多么惊人了。

公司请人吃饭,唱一次卡拉OK,动辄可以额一掷千金,甚至万金,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,可是我要调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。……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,用去炒、炒期货、搞房地产。

但是,难道段永基不知道四通只是在时代背景下有了好运气,才变得如此强大吗?难道他不知道四通正在丧失技术优势,管理也一团糟,四通内部的人心已经快散了吗?

四通的雄起

“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,也是先进的。”

更糟糕的是,王辑志后来还没有股份。

但令人奇怪的是,为史玉柱赚了大钱的脑白金,并没有让四通扭亏为盈。四通在2005年上半年就亏损600多万元,之后更是连年亏损。

股权设计问题,彻底点燃了四通人的贪欲,并且让总裁和董事、董事会和普通员工之间,产生了巨大的裂痕。

所有!

假设四通的年营收有10亿,自有以及合资公司的毛利润就有7到8个亿,由此可见当时的四通是多赚钱!

这给大家吃了定心丸。

公司政治哪儿都有,美国也一样。比如1970、80年代的IBM,钱挣得哗哗的,员工都是高薪,但IBM手里的钱仍然太多,多到都不知道怎么花,索性大买艺术品,并用办公大楼的好几层来专门放置。在IBM内部,员工首先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顾客负责,“摆平”领导而不是顾客,才是员工的首要任务。IBM内部关系之复杂,效率之低下,让公司逐渐远离了市场和客户,乃至于在1990年代初已经濒临倒闭。后来,公司请来了“外来户”郭士纳,在一年内解雇了十几万人并对业务大规模重组,才重新振兴了IBM。

这个水平,基本上相当于现在年净利润500亿的大公司,由此可见当时四通有多赚钱,多有名,以及在四通工作,是多么令人羡慕。

让段永基当总经理,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。

这还是“小儿科”做法。更“高级”的做法是,用“自己人”在外面成立分公司,但分公司账目独立,四通的产品进口故意从分公司走,让分公司先赚一笔,实际上是“山头”自己赚钱。

哪怕挣了钱,也不是四通挣钱,而是下面的人挣钱。四通总是亏的。

四通人的想法很有道理。于是,他们踢开了专家自己搞。

那么,他是采用什么方式摆脱危局的呢?

因为四通依然是粗放式管理。项目都是个别人拍脑袋,没有严格论证和认真管理,大把的资金像水一样花出去。挣了是自己的,亏了是公司的。

指导思想也不复杂。段永基知道,七董事之间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,只是因为自己由一个“擦皮鞋的”变成总裁,短期内太嘚瑟,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,才让他们暂时团结在一起了。于是,段永基让出了部分利益,拉拢了一部分董事,打压另一部分董事,事情就解决了。

发布时间:01-0820:30

1993年在四通上市前,深感不公的王辑志找到四通,四通与他签了个协议,承认他是四通创始人之一,并答应给“创业股”,数额与其他董事相同。但后来四通上市后也没给,说“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股,所以不能给你股份。”为此,王辑志在回忆录中愤而写道:

所以到1992年以后,四通的技术开始逐渐落伍。王辑志走后,新的打字机研发负责人基本不干正经工作。

四通的雄起有以下三大关键因素。

但是,所有这些投资项目,都以失败告终。

于是因为股权问题,七位董事产生了裂痕。到了1989年初,董事会已经开不起来了。王安时、崔明山拒绝出席,四通处于分裂的边缘。

四通的隐患

假如他一直担任总裁,会不会及时整顿四通呢?现在已经不知道了。

1993年8月16日,四通控股(00409)在香港上市,发行6亿股,筹集资金6~7亿港币。四通的资金问题不仅缓解,而且手头又有了一大笔钱,又可以折腾好几年了。

王安时、沈国钧都是四通最早的创业者,但是头头却是万润南。万润南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,后来在日本日立公司受过短期培训,在美国也进修过,再后来成为中科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。这资历在当时是杠杠的。

总之,四通的多元化就像一场疯狂的盛宴,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,在狂热的气氛中,四通永远是亏的,公司多年来积累的雄厚资金,在快速耗尽。

公司召开了董事及高管扩大会议,会议由沈国钧主持,王安时等多名董事纷纷“开炮”,揭发段永基的各种丑事,包括在海外安排个人利益、有意制造内部矛盾等等。段永基极为狼狈,或者一声不吭,或者辩解几句。

因为对于一家盈利能力超强的公司来说,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太大了。公司小的时候大家可以同舟共济,但是当公司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下金蛋的母鸡,并且仍在高速发展时,对任何人的诱惑都是巨大的。

时间到了后半夜,人困马乏,大家仍无计可施。副总裁郑洪如发言时,段永基火了:

在中国,生意人就是生意人。但是总裁由于有某些情结,在四通强大之后,涉足了他不该涉足的领域。这让四通的股份制改革没有进行下去,他自己也远走他乡。

事情不必多谈,只说结果:总裁是四通的核心,核心消失,四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:群龙无首。

在公司时,他能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收的0.3%(名义上最高可有7%),后来连他比较擅长的打字机开发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。为此,感受巨大不公的王辑志于1992年辞职。

段永基上台后的乱象

从四通的发展史,可以看出得势骄狂与公司政治,是怎么把一个公司给搞垮的。

此时,四通的最高权力,已经交到了段永基手中。

三、有一个英明的总裁。 

说好的一起创业,公司是大家的,怎么现在你一个人实际控制65%的股份?

那么,财务问题怎么办?到了1993年,这可是燃眉之急啊。

1989年6月下旬,工作组进驻四通,并派来一位党委书记。组长的第一句话就是:

这好像很虚,但大环境不可缺少。没有时代背景,英雄不可能辈出。不过大环境是所有人都可享受的,所以四通能快速脱颖而出,还是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。

四通的进口和自有打字机不仅性能强悍,而且是高利润产品,出口转内销时一般加价一倍到两倍。等品牌起来、汉字技术已经大幅领先竞争对手时,更可以继续加价。后来的四通副总裁李玉琢,在《办中国最出色的企业》中曾经说过四通打字机的利润:

段永基在会上提出的问题几乎无解:沈国钧的连带担保产生的债务问题,储忠代表四通投资房地产留下的债务和砸在手里的土地、房产问题,集团投资医药行业的失败如何善后的问题……会议讨论中,难免有人将矛头指向了段永基,惹得他大光其火。

虽然当时四通的研发已经有疲软迹象,但打字机卖得还是不错的,四通有的是钱。于是,段永基开始进军多个领域,他提出了“第二次创业”、“与巨人同行”等口号,要对标IBM等美国大型IT企业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,四通与日本多家大企业都建立了合资公司,还进军房地产、证券等领域,一时间风风火火。

总裁这么做,好像有点产权不明、股份不清,而且摊子大了之后怎么办?会不会形成各路诸侯?所以今天来看是有巨大隐患的。别说今天,在80年代后期已经危及四伏了,只是四通仍在快速增长,所以隐患没有爆发。但在当时公有制的氛围下,这也正常。稍显“不正常”的是,他始终提倡“主人翁精神”,说四通是“大家的”,一直到他离开时都是这样。

对于四通来说,当时的公司创始人和中高层管理者都经历过文革,政治意识很强,就更善于斗争了。

段永基,功名成就。

但是,偏偏不是这样。后来的历任总裁,都陷入严酷的内斗中,更不是合格的企业经营者。尤其是段永基私心太重,得势骄狂,本质上就是个不懂经营管理的政客。偏偏他玩儿人的手段高超,能长期把持四通。这导致人才纷纷离去,有良心、有能力的人,已经没法在高层待下去。公司高层剩下的都是溜须拍马之徒。第一任总裁带领全体四通人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,他们本质上是不在乎的。公司的死活和他们没关系,只要自己捞够了就行。

目前,由于集团财务支出大于收入,已使集团账号上存款不足50万元。故紧急报警!

但是总得选个新的头头吧?在党委的领导下,新任董事长和总裁是:沈国钧。

为了方便,后面称他为“总裁”。

当时一台打字机的散件进口价格约为700美元,当时美元:=1:2.8左右。但市场零售价格为1.35万到1.5万左右,大约为成本的6倍(按1:3的汇率计算)。  合资公司索泰克其实就是个组装车间,它卖给四通集团OA本部的价格为每台8800多元,每台截留利润6700元;OA部再加价2300元以每台11600元的价格批发给分公司和代理商,后者每台的毛利润为1900-3400元。

可惜历史不能改写。王辑志完全无法想到,总工程师和总经理的待遇差别能那么大。而段永基则以合资公司总经理的身份,正式开始了发迹之路。

四通的创始人中有一个人叫王安时,请注意不是王安石而是王安时。四通成立前,王安时在中国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,对进口手续和价格都很熟。后来四通决定选择电脑终端和打字机作为进口重点,王安时起了重要作用。那时的中关村公司,都是以进口外国产品来先做大的,四通也不例外。四通当时进口的是日本打字机。

好了,现在总结一下:四通之所以是80年代科技民营企业的代表,是因为在良好的大环境下,四通选对了进口产品,有一个英明的总裁,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颇有能力的领导班子,并有一个高利润的拳头产品。

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,因为颁奖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,主管部门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,简称国资委。

这种纷纷为自己捞取好处的现象,说明四通的管理已经有严重问题了。

段永基是四通第三位总裁,可以算是第三代领导人,当总裁的时间最长。上台以前,他已经是次于沈国钧的二号人物,并和沈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。事后来看,他的影响力不逊于第一位总裁。就是在他手下,鼎盛的四通走向了严重衰退,最后无疾而终。

一、当时中国正改革开放,80年代对民企有很多政策优惠,气氛宽松。

四通的拳头产品是中文打字机(打印机),技术牛人是王辑志。

2019年10月26日,段永基荣获了70年70企70人“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”的称号。

但是,北大数学系出身的沈国钧缺乏管理能力,尤其是缺乏左右逢源的能力,摆不平四通内的其他“山头”,于是他在1991年,把总裁的位置交给了被政府认可的段永基,四通形成了“二元政治”体系。

应该说,段永基二进四通后,表现相当出色。他头脑清楚,做事干练,精力充沛,工作忘我,才气横溢,说话极有说服力,文章也写得好。总之,是个做行政管理的好料。凭借出色的能力,后来他成了四通的副总经理,又进了董事会。

表面上看,总裁大公无私。但是总裁和他的负责财务的铁哥们储忠,占七位长老中的两位,加上另外51%的股份,等于总裁实际控制了65%的股份,而另外五个人只有35%。

董事们还给其他高管谈这件事,说总裁太贪了。董事们无非是想发发牢骚,顺便为自己拉同盟军。但是,其他高管会怎么想呢?

“既然你自己说,你的智商比大家高,我们都是农民,我建议以后这种会不要再开了,你老段一个人做决定、自己擦屁股就行了,用不着让我们陪绑,弄得大家都很难受。今后我也不准备参加这类总裁办公会议了。”

又如,总裁说行政干部要为技术专家做好后勤,要甘当“擦皮鞋的”。段永基身体力行,走在前面。他在王辑志面前特别谦虚,说自己就是个“擦皮鞋的”。他为王辑志的服务也很周到,让王辑志可以摆脱各种俗务,专注技术开发,所以那时两个人的关系很不错。

虽然……,但是四通还要办下去。

老邓的财经茶馆

后面再好好说段永基,这是个重量级人物。我这里还是继续说四通在80年代后期的严重问题。

第三个严重问题是:四通根本不重视研发,毫无前瞻性。

1991年段永基升任总裁后,沈国钧继续担任董事长,四通内部形成了两大山头。段永基什么都管,唯独不管沈国钧的事。沈国钧可以在四通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,包括开办子公司、银行贷款、为人担保等,这为公司后来的混乱埋下了巨大的祸根。

事前一团和气、八面玲珑、擅长权力斗争的人,终于当上了公司的一把手。而当了一把手之后,为人处世和领导公司的方式,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

但他并不是四通的创始人,进四通前,在航空材料研究中心当副主任,1985年才加入四通。进来时他还带了一个粉末冶金项目,但后来项目失败,他不久就离开了四通。1986年,他第二次进入四通,初期是做王安时的助手,负责进口采购,然后又筹办和日本人的合资公司索泰克。

这是一次冗长而令人伤感的会议,从当天下午两点半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,主题是讨论和研究四通投资和管理中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。

回到四通。四通靠打字机赚了大钱,王辑志是不是也发财了?

当然,现在来看,四通的管理非常粗放,也就是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,用激情和速度暂时掩盖了问题而已。但是这种掩盖非常“有效”,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四通根本不必要担心生存问题。生产和销售打印机就像印钞机,钱滚滚而来。

所以,段永基本质上就是个玩权谋很高超的政客,但这种能力,也让人不服不行。

最终,四通人长期积累的雄厚财富和实力,在段永基手里被挥霍殆尽。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一面旗帜,彻底倒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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